我与大家分享的故事主人公名叫杜鹃（化名），是我院2021年办理的一起刑事案件被害人。杜鹃遭到故意伤害造成多处轻伤，但因施暴者无经济赔偿能力，她未获得任何赔偿。办案人员询问她是否需要申请司法救助，她却拒绝了。

　　2022年5月，我们通过数字模型，对辖区内刑事司法救助线索进行查漏补缺，发现应救助线索为98条，而实际办案97件，还有一条线索哪里去了？一查，正是杜鹃。我们马上调取数字卷宗，材料显示：杜鹃，60岁，单身母亲，无固定收入，和两个女儿租住在本县城乡接合部。我推测，她受到刑事伤害后，生活很可能已陷入困境。

　　当天下午，我与县妇联的同志一起，在一处偏僻的地方找到了杜鹃的出租屋。屋里阴暗潮湿，空气流通不畅。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前半段用来洗衣做饭，后半段摆放着一张床，是她和女儿们的卧室。杜鹃看起来很瘦弱，头发花白、佝偻着身子，在做彩灯手工艺品。

　　我们说明来意，询问她家里经济状况如何，她说还能应付，只是这几年自己受伤治疗和两个女儿读书开支比较大，陆续向亲戚借了二十多万元。“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司法救助……”“不用麻烦政府，我能还上。”我话还没说完，就被杜鹃拒绝了。

　　经走访核实，我们了解到，沉重的生活并没有压垮这位单身母亲。杜鹃为增加收入，每天早晚都坚持出摊卖煎饼。然而，据我们观察，她因受过伤以致做煎饼的速度很慢，一天下来，最多卖几十个煎饼，收入微薄。

　　我们又找到杜鹃的亲戚，进一步了解情况。亲戚们说，杜鹃找他们借钱，已经很难为情了。检察官们跟她非亲非故，在杜鹃看来像是施舍，她不想成为“手心朝上”的人。

　　在持续跟进中，我们认识了杜鹃的两个女儿。她们很争气，都考上了大学。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小女儿还在读书，每说起家庭情况，便泪流不止。小女儿说，学校每年都有困难学生补助，但要开各种证明，她办不下来。县妇联的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经多方奔走，协助她申请了困难大学生救助金，并请县红十字会安排专业心理辅导师，为她进行心理疏导。

　　接触得多了，杜鹃跟我们聊天时不再那么拘束。我趁机跟她说：“最高检和全国妇联对困难女同胞有专项司法救助。没有人一生都是一帆风顺的，总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亲戚帮是帮，国家帮也是帮。”对我这番话，杜鹃陷入了沉思，几天后，她主动来院里找我：“我想通了，救助不是施舍。是我脑子转不过弯，辜负了你们的好意。”

　　我们随即提请台州市检察院联合救助，并对接街道，协调县民政局将杜鹃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县妇联为杜鹃一家联系女企业家协会结对帮扶。2023年初，我们又协助她们申请了公共租赁住房。

　　今年春节前夕，杜鹃送来锦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你们帮助我，开导我，让我们家越来越好。真心感谢检察院和妇联！”杜鹃和我说，眼下，小女儿也要大学毕业了，在备考公务员，“她说要像检察院和妇联的阿姨们一样，以后帮助更多的人。”如今，母女三人生活在一起，有稳定的收入。小家庭虽不富裕，却很有奔头。

　　作为检察官，我们要守护好每一位“杜鹃”，用行动兑现“为人民司法”的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