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助非法网站或手机APP软件，将线下赌场搬到线上，演变为组织赌博犯罪新形态。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管理漏洞，借助“翻墙”软件，将国外赌博网站搬到国内，充当六合彩、赌球网站代理或接受投注，甚至复制国外赌博网站模板，将服务器设在境外，直接建立非法网站。有的不法分子借助手机移动终端和微信，编码和制作“诈金花”“德州扑克”等游戏APP，打着“网游”名义组织赌博活动，甚至组织直播，开展“真人娱乐”赌博。如涟水县院办理的郑小南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案，郑小南等人以营利为目的，在菲律宾建立多宝娱乐平台，以投注彩票等方式吸收会员进行赌博，累计发展19000余个代理账号，5000余个会员账号，玩家账户余额4000余万元。
二、通过第三方或第四方支付平台,以充值“金币”兑换“筹码”，发展为网络赌博资金结算新方式。为避免资金流过多或交易频繁引起警方注意，进而逃避打击，网络赌博组织者组建“客服专线”，将赌博网站链接建立在正规棋牌服务娱乐平台上，以QQ、微信单线联系方式，指导参赌者通过第三方甚至第四方支付平台开户，以充值“金币”兑换“筹码”，甚至地下非法钱庄洗钱转账方式实现赌博资金结算。如洪泽区院办理的涉案5.6亿元的邓飞飞等特大网络赌博案，邓飞飞通过互联网购买赌博平台安装程序，搭建汇金国际、华盛国际、汇全国际等赌博平台，提供给玩家用于赌博，并由唐仁建等人负责赌博平台管理、维护、推广、客服等工作。唐仁建联系
三、提供洗钱服务，采取低买高卖手法，衍生出为非法资金变现提供黑渠道的网络“银商”等特殊犯罪群体。除了专门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按照比例支付外，还出现了以“低买高卖”来提供洗钱服务的网络“银商”。为牟取网络赌博资金结算业务中的利益，通过与赌博平台内部人员勾结或与大庄家合作，在淘宝等网站建立 “钱庄”等淘宝店，以低于赌博网站的价格购买“金币”“钱宝”“元宝”等“虚拟币”进行囤货，再将其以高于收购价格卖给相关网站的赌客，赚取差价，为网络赌博非法资金变现提供黑渠道。如涟水县院办理的严文颖等人开设赌场案，2014 年以来，犯罪嫌疑人严文颖先后雇佣何斌、马炳元、杨剑雄，在淘宝网建立“壹号钱庄”“富邦大商人”淘宝店，从事销售与回收网络游戏虚拟币活动。在明知游戏茶苑、集结号、1917、盛大风云等网站里有“牛牛、麻将、捕鱼”等可比输赢游戏的情况下，仍然向上述网站的玩家提供销售和回收虚拟游戏币的服务，并通过支付宝、微信、财付通、银行卡转账等方式进行收支结算，将游戏虚拟币兑换成法定货币，牟取结算差价的违法收入，非法获利104万余元。
四、利用移动支付和网络红包监管漏洞，披上“红包”“游戏”外衣，创造出带有迷惑性、欺骗性的新型赌博形式。一些不法分子恶意利用微信红包、支付宝等新型移动支付产品漏洞，以猜红包、比大小、发红包等为名，建立专门的赌博微信群，由群主设置“游戏”规则，并采取口口相传、朋友拉群等方式吸收参赌人员加入。在赌博群中，群主和少数管理层具备审核、验证会员的资格，并定期清理疑似客户，而群员之间基本不聊天，也不发送违规广告，仅参加赌博群工作人员组织的红包竞猜，以红包尾数作为开奖结果，参与龙虎斗、单注两大类赌博，因采用红包赌博方式，犯罪手段隐蔽，计算复杂，投入成本也较少，加之相关法律解释滞后，给犯罪行为认定带来一定困难，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网络赌博流行方式。同时，该类新型赌博方式带有极强的迷惑性、欺骗性，极易导致一些不明真相群众误入歧途。
对此，检察机关建议：一是进行严厉打击，做到不留法外之地。对违规提供赌博资金的第三方甚至第四方支付公司和个人，以涉嫌赌博或非法洗钱罪名，进行严厉打击，消除其助长网络赌博犯罪的影响。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银商”向网络赌博玩家买卖虚拟币行为的性质，是否构罪、罪名、量刑标准等。二是多方协作配合，加强有效网络监管。网络监管部门、网络游戏平台等要对打着网络游戏名义组织赌博的网站和平台进行严肃的清查和审核，对其内容、提供虚拟货币的发行与交易、市场营销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查，淘宝等网络平台也应屏蔽虚拟游戏币、银商等关键性词汇，堵塞虚拟币买卖渠道，压缩为网络赌博提供便利条件的空间，共同维护移动支付和网络游戏产业的良好生态。三是加强法治宣传，多层面及时针对预防。发挥司法、宣传等部门法制宣传职能，在平面、网络及自媒体等媒介上，多角度、多层面的开展以案说法等法治宣传，加强公民对红包赌博、微信赌博等新型网络赌博犯罪的认识，使其看清该类行为的实质和危害，自觉抵触网络赌博。
